处理完湖广新政的棘手乱局，朱高炽总算得以在府邸中稍作休整。

连日来的殚精竭虑，从定下恩威并施的三策，到远程调度锦衣卫与卫所兵力，再到时刻关注卓敬的推行进度，神经始终紧绷如弦。

这两日闭门谢客，朱高炽只在庭院中静赏花木，听檐下雀鸣，总算缓过了一口气。

他原想着趁这难得的闲暇，梳理一下各地新政的推进脉络，却未曾想，才歇了两日，一份来自西北的急报便由八百里加急送抵府邸，鲜红的“急”字封蜡尚未焐热，透着一股让人不安的紧迫。

展开铁铉的奏报，字里行间的焦灼几乎要穿透纸背。

铁铉素有刚直之名，历史上靖难之役中坚守济南的风骨，朱高炽亦是早有耳闻。

此次任命他为西北巡抚，统管陕甘两地新政，便是看中他这份不畏艰难、敢啃硬骨头的韧劲。

可是朱高炽却没有想到，西北推行一条鞭法的难度，竟远超江南的盘根错节与北疆的人情纠葛，其困顿之深、阻碍之重，着实超出了我的预料。

细细研读奏报，铁铉在西北的遭遇，桩桩件件都触目惊心。

铁铉抵达西安后并未急于求成，而是先以赈灾安流民为要，开设粥厂、推行“以工代赈，垦荒拓田”，数月间垦荒数十万亩，这份稳妥与成效，本是新政推行的良好开端。

可待流民安定，启动一条鞭法时，真正的困境才接踵而至。

首当其冲的便是土地确权的难题。

西北常年战乱，城池残破，官府存档的田册早已在战火中焚毁殆尽，多数土地沦为无主荒地。

流民垦荒时，自然择优而种，可如今不少原主后裔从外地返乡，手持残缺不全的旧契，便要索要祖产。

那些旧契，或是地界模糊，或是字迹残缺，真伪难辨，而流民已耗费数月辛劳开垦荒地，倾注了心血与希望，自然不肯轻易退让。

双方争执不下，甚至大打出手，铁铉虽设了仲裁所调解，却因缺乏明确的田册佐证，往往难以服众，清丈工作屡屡陷入停滞。

更棘手的是西北土地类型繁杂，戈壁、沙漠、盐碱地与熟地交错分布，地力差异极大。

朝廷原定的“三等田征税”制度，在西北根本难以精准推行。

有些垦荒田看似连片，实则地下多石、缺水贫瘠，收成不及熟地三成；而有些熟地因战乱抛荒多年，地力衰退，需数年耕作方能恢复。

官吏丈量时，百姓对田等划分争议极大，贫苦流民怕定高田等加重赋税，多虚报地力；少数趁机占田的豪强，则暗中贿赂官吏，将劣田定低等、良田定中等，妄图逃税。

加之西北地域辽阔，山川阻隔，许多垦荒田地处偏远，官吏往返需数日，清丈效率极为低下，数月间仅完成西安府周边三县的田亩清册，其余府县仍深陷僵局。

更让朱高炽忧心的是军屯与民垦的地界之争。

西北边防军屯由来已久，部分卫所将领借战乱之机，擅自扩大军屯范围，侵占流民垦荒之地。

铁铉巡查兰州府时，竟见卫所士兵驱离垦荒流民，声称该片土地为军屯旧地，而流民手持官府发放的垦荒凭证，双方剑拔弩张。

那些卫所将领以“稳固边防”为由，拒不退让，甚至直言“军屯之事，地方无权干涉”，全然不将新政放在眼里。

如此一来，民垦田亩难以确权，百姓怨声载道，新政的根基都要被动摇。

除了土地问题，民族杂居带来的文化隔阂，也让新法推行举步维艰。

陕甘两地是汉、回、羌、蒙古等多民族聚居之地，各民族习俗不同，生产生活方式迥异。汉族百姓多习农耕，对土地确权、赋税制度尚可理解；而部分回族、羌族部落，或半农半牧，或逐水草而居，对“土地私有”“按亩征税”的制度难以接受。

铁铉在河州府巡查时，羌族首领率部民请愿，言称其部落世代游牧，无固定田产，若按亩征税，便是断其生路。

即便铁铉反复宣讲新法利好，许以游牧之地五年免税之策，部落首领仍心存疑虑，担心五年后朝廷变卦，依旧强征赋税。

更有蒙古部落散居于西北边境，部分蒙古贵族私下购置田地，却不愿登记在册，更拒绝缴纳契税。

他们凭借与边境卫所的旧有联系，藐视地方官府，声称“只认朝廷册封，不认地方税制”。

铁铉令锦衣卫缇骑前往核查，竟遭蒙古部落武装阻拦，险些引发冲突。

此外，各民族内部皆有威望极高的族长、阿訇，百姓对其信任远胜官府官吏，部分族长、阿訇受地方豪强蛊惑，暗中散布“新法苛政”、“官府要夺民田”等谣言，导致部分族民对新法产生抵触，甚至拒绝配合清丈登记。

这种因文化习俗差异产生的阻力，远比单纯的利益冲突更难化解。

边防军情的紧迫，更是让新政推行雪上加霜。

西北边境常年受蒙古部落侵扰，战事频发。

铁铉到任以来，已遭遇三次蒙古游骑南下劫掠，兰州、甘州等府县深受其害。

流民垦荒多在边境附近，遇战事便需弃田逃难，待战乱平息返回，田地已遭践踏，作物毁于一旦。

今年秋收之际，蒙古散兵游勇突袭宁夏卫，周边垦荒田亩大半被毁，百姓颗粒无收，非但无力缴税，反而需官府再次赈济，新政推行的节奏被彻底打乱。

为抵御侵扰，西北卫所军队需常年驻守边境，军屯粮草消耗巨大。

部分将领为保障军需，竟擅自挪用官府发放给流民的种子、农具，声称“军情紧急，民需可缓”。

铁铉虽严令禁止，追缴挪用物资，但卫所军队阳奉阴违，依旧我行我素，导致部分流民因缺乏农具、种子，无法及时耕种，垦荒进度严重受阻。

此外，战事起时，地方官吏需协助军队筹集粮草、组织民夫，清丈田亩、登记赋税等工作被迫停滞，待战事结束，又需重新梳理，耗时费力，新政推进举步维艰。

物资匮乏与交通梗阻，则让新政推行缺乏必要的后勤支撑。

西北地处偏远，交通不便，朝廷调拨的赈灾粮款、种子、农具，从金陵出发，经河南、陕西辗转抵达西北，路途遥远，耗时数月，途中损耗极大。

铁铉在奏报中提及，朝廷拨付的十万石粮食，运抵西安府时仅剩七万余石，其余或因霉变、或因沿途官吏克扣、或因运输车辆损坏而损失；发放给流民的农具，多为铁器，经长途颠簸，半数出现破损，无法使用。

更兼西北多干旱少雨，垦荒需兴修水利，方能保障收成。

铁铉本欲组织流民开挖水渠，引黄河支流灌溉田地，但因缺乏水泥、木材等建材，水渠修建进展缓慢。

部分地区因缺水，已垦荒田无法耕种，流民虽有垦荒之心，却无耕种之条件，只能望地兴叹。

此外，西北州县官府府库空虚，除朝廷调拨物资外，无额外财力支撑新政推行。

清丈田亩需雇佣大量人手，制作田册需纸张、笔墨，这些看似细微之物，在西北皆属紧缺，部分县衙因缺乏纸张，竟需用树皮、麻布记录，严重影响工作效率。

一时间，朱高炽有些沉默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