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320章 华北行营 7

正太铁路全线贯通,同蒲铁路从太原到临汾段也被控制。山西的煤和铁开始沿着铁路线源源不断地运往太行山兵工厂。

傅作义在山西战役中再次证明了自己的指挥才能。

说起来,这个时空里傅作义并没有脱离阎锡山自成一体。

这主要是苏杭在华北的扩张速度太快,从珍珠港事件后开始反攻到山东战役结束,苏杭半年多的时间就拿下了华北的大片地盘,傅作义和阎锡山面对的是一个新的局面,不是历史上那个让他们有时间和空间自谋出路的老局面。

阎锡山主动向苏杭靠拢,晋绥军的生存空间因此得到了保障,傅作义也就没有必要另寻出路了。

最重要的是,苏杭对晋绥军的态度平等,补给粮饷都是一视同仁,不搞吞并也不搞压迫。而且,苏杭对待地方部队的态度,也不是一天两天了,苏杭的为人大家还是很清楚的。

对傅作义来说,与其在乱世中自己冒着风险独走,不如跟在一个有实力又有诚意的强者后面。

太原战役结束后,苏杭与阎锡山之间的合作进入到了一个新的阶段。

正太铁路全线贯通之后,山西的资源开始沿着铁路线源源不断地运往河北。

阎锡山兑现了战前的承诺,同蒲铁路和正太铁路的调度权交给了华北行营,山西境内几个主要煤矿的产出也优先供应苏杭的工厂。

作为交换,苏杭从太行山兵工厂调拨了三千支步枪和两万发子弹给晋绥军,帮助阎锡山扩充晋绥军的步兵装备。

阎锡山对这笔买卖很满意。

太原兵工厂丢了之后,晋绥军缺枪少弹的窘境已经持续了五六年,能从苏杭这里稳定地拿到补给,对他来说比什么虚名都强。苏杭也对合作的结果很满意。

山西的煤和铁到了河北之后,太行山兵工厂的原材料供应问题彻底解决了,生产线的开工率从之前的六成提高到了满负荷。

苏杭在1942年11月给苏振邦发了一封秘密长电报,详细说明了华北行营辖区内的工业恢复计划和物资需求。

苏振邦接到电报后,亲自在重庆和上海的商界跑了将近一个月,利用苏家和宋家多年积累的关系网,从几个濒临倒闭的工厂里收购了一批半新的生产设备。

包括纺织机、面粉机、小型发电机组、机械加工机床。这些设备在战争爆发前大多是从德国和扶桑进口的,如今原厂虽然停产,配件难找,但对苏杭来说已经够用了。

设备采购完成之后,苏振邦通过宋家的渠道把这些设备分批运往华北。运输路线和之前运送兵工厂设备时用的路线大致相同。

这些设备走水路到武汉,再转陆路北上,每一段路都有专人接应。到1943年初,这批设备已经陆续抵达了石家庄和邯郸,华北行营的轻重工业建设开始起步。

在苏杭的规划下,工业恢复的核心是石家庄和邯郸两个点。石家庄依托正太铁路和太行山兵工厂的机械加工能力,建起了几个中小型的机械修理厂和弹药配套厂,主要生产军工零配件和农用机械。

邯郸则依托冀南的棉花产区和苏振邦采购回来的纺织设备,建起了一个规模不小的纺织厂,生产的棉布除供应部队军装外,还有一部分拿到市场上出售。

纺织厂开工的那天,邯郸的许多老百姓跑到厂门口看热闹,看到机器转起来的时候大家伙情不自禁地拍手叫好。这些机器在日军占领期间被拆走了大半,现在终于又响起来了。

农业方面,苏杭的手段就比较直接和铁腕了。

日军占领华北期间,各地都有一批跟日军合作的地方豪强,有的替日军征粮,有的替日军看管矿山,有的干脆加入了伪政权。

老百姓对这些人恨得咬牙切齿,但之前这些人有日军撑腰,没人敢动他们。苏杭在华北站稳之后,命令各县政府对辖区内的汉奸和通敌者进行清查。

只要是参加过伪政权、替日军征过粮、出卖过抗日人士、或者以其他方式协助日军的,一律逮捕审讯。情节较轻的没收部分财产,情节重的自然是直接枪毙。

清查行动在1942年底到1943年初全面展开。

各县政府按照行营的指令,对辖区内的地主和商人挨个排查,有通敌嫌疑的抓起来审查,有证据的直接进行审判,查无实据的释放。整个行动持续了将近四个月,被逮捕的地主和商人超过两千人,其中五百余人被枪毙,其余的没收财产后按情节轻重释放或判处劳役。

这些被没收的土地和财产,一部分充公作为行营的财政收入,一部分分配给了无地或少地的农民。

苏杭要求土地分配以村为单位进行,按照人口平均分配,地主留下的耕牛和农具也一并分配。

分到土地的农民需要承担相应的公粮任务,但税率按抗战前的旧标准执行,比日军占领期间的低得多。

土地分配之后,农业机械化在冀南和冀中平原的粮食主产区率先开始推行。苏杭通过宋家的关系从镁国和酥俄方面购买了几百台拖拉机,一部分是从镁国运来的农用拖拉机,一部分是从酥俄进口的轮式拖拉机。拖拉机队由行营农业处统一管理,在春耕和秋收季节优先调配到土地面积大、劳动力不足的村庄。

机械化耕作的效率比人工高出了好几倍,一亩地的翻耕时间从一整天缩短到了不到一个小时。

到1943年春耕时节,冀南平原上第一次出现了拖拉机翻地的场面,田埂上站满了看热闹的农民。

苏杭的规划就是,工业要干,农业也要干,但有一条,不搞花架子。机器种地不是给人看的,是给土地增产的。这句话后来被各县的农业干部传了下去,成了华北行营农业改革的一个原则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