李曼硬是留了下来。

可她很快发现，条件差根本不算什么，更大的困难还在后面！

开营那天，教室空荡荡的，稀稀拉拉坐了不到十个孩子。小的七八岁，脚还够不着地，大的十四五岁，靠在墙上蔫了吧唧的，跟霜打的茄子似的。

李曼数了两遍。然后去找领队周老师——三十出头，黑框眼镜，说话慢悠悠的。

“周老师，咋就这几个孩子？”

周老师推了推眼镜，不紧不慢地说：“第一期也这样。开班前有个动员环节，得去下岗家庭把孩子喊过来。这也是三下乡的一部分。你去了解一下他们的情况，了解透了，才能推动解决问题嘛。这也是夏令营的目的。”

李曼一听就懂了——周老师这是让她去跑腿。

这一期夏令营就仨女生，她最好看。周老师没明说，但意思摆在那儿：女生好说话，好动员。动员来多少孩子，直接算考核成绩，写进汇报材料。

她去找另外两个师大来的女生。一个说身体不舒服，一个说已经有别的安排了。

李曼没废话，叫上三个男生就走了。

目的地——麟山县最大的下岗重灾区：糖厂和酒厂。

这俩厂以前可是纳税大户，酒厂在宁海也算是个牌子。1997年，“抓大放小”“资产重组”一压下来，县办企业第一个挨刀。补偿就是“买断工龄”，一年工龄几百块钱。干了二十年的老工人，拿一两万块走人。

昨天还是端铁饭碗的“公家人”，今天就成四处找活路的“待业人员”。好多家庭的职工受不了这落差，天天把自己关在家里喝闷酒，喝醉了砸东西、骂人。

李曼带俩男生，一组去酒厂家属区。

一栋六层红砖楼，楼道里堆着蜂窝煤和破自行车。

她敲了三下门，没反应。又敲三下，门开了一条缝，一个穿发白背心的中年男人堵在门口，上下扫了她一眼。

“干嘛？”

李曼刚说完来意，男人就把门往外推了半步，火气冲天地吼：“上学？上个屁！不上就不上，还不如早点打工。念个书跟要饭似的，丢不丢人？”

砰——门摔上了。

三个人攥着宣传单，全被骂懵了。

这才第一户。接下来就是一遍遍循环——一遍遍被拒，一遍遍挨骂，一遍遍吃闭门羹。

“我们家孩子用不着你们操心。他爸在酒厂干二十年，技术全县第一。厂子关了是政策的事，不是我们不行。上学的事我们心里有数。你们这夏令营，好意领了。”

“我在酒厂干二十三年了，八四年拿过省里的优质产品奖，还不照样下岗。孩子上学用不着你们管，我闺女暑假得帮她妈干活，没空去。”

“我们在厂里干了半辈子，有手有脚，用不着谁施舍。孩子上学我们自己能供。你们找别人去吧。”

这还算客气的。更难听的也有。

一个大叔在家门口喝着酒，听他们说完，把杯子往桌上一顿就开骂：“一个败家子！一个全卖光！把好端端的企业搞垮了！这种人该枪毙！还当官？你们不去找他们，跑来找我？都给我滚！”

说完抄起扫把就要打人。李曼他们仨撒腿就跑。

男人的骂声追出来：“那帮当官的把厂子搞垮了，现在来装好人施舍我们？我们没那么贱！滚！”

李曼算运气好的——女生，长得好看，人家多少给点面子。

另一组仨男生就惨多了。他们去糖厂另一片家属区，刚敲开一家门说了句“我们是大学生”，里头就飞出来一个搪瓷盆，擦着一个男生的耳朵飞过去，哐啷啷滚到楼梯底下。

还有一家更狠。一个中年妇女端着一盆水出来，二话不说泼在他们脚面上，水溅了一裤腿。三个人灰溜溜退出来，脸上红一阵白一阵的，一句话都说不出来。

...

李曼和几个男生回到营地，进门就找周老师，把情况说了一遍。

周老师听完，脸上没啥表情：“李曼，这种情况你们不是头一回碰上了，上一期也一样。这帮下岗职工啊，以前都是端着铁饭碗的国家正式工，有级别、有工龄、有职称，在厂里一干就是一二十年，说没就没了。身份没了，待遇也没了，国家一推手，把他们推向市场，人家不理解、有怨气、甚至骂两句，很正常嘛。”

他推了推眼镜，“但这正是大学生三下乡的意义所在。越是困难，越要迎难而上。我们是来做工作的，不是来享受的。群众有情绪，要耐心倾听；有误解，要细心解释。这就是社会实践，这就是锻炼。你们想想，在学校学的那些理论知识，现在是不是用上了？”

李曼和几个男生全都没吭声。

这话听着没毛病，但翻译成人话就是——明天还得去，被骂了也得扛着。

几个人心里都发怵。

一个男生忽然冒出一句：“周老师，我听见好多人骂‘败家子’、‘全卖光’，啥意思？”

周老师脸色微微一变，讪讪笑了笑，摆摆手：“不是骂你们，别往心里去。”

另一个男生有些彪，追问：“那是骂谁？”

周老师顿了两秒，压低声音说：“麟山的书记叫白稼石，县长叫钱茂光。”

几个男生互相看了一眼，一个嘴角抽了抽，另一个没绷住，“噗”地笑出了声。

笑声跟传染似的，几个人全笑了，连李曼也没忍住，嘴角弯了一下。

白稼石、钱茂光——败家子、全卖光。

这谐音，老天爷赏的梗。

李曼回到住处，推门进去，两个师大女生正坐在床上聊天。看见李曼进来，两人对视一眼。

盘腿坐的那个先开口：“哎哟，李曼回来啦？跑了一下午，累坏了吧？快坐下歇会儿。”

另一个把饼干掰成两半，递过来一半，嘴上说着“吃点东西垫垫”，手却没往李曼那边伸——饼干搁在自己膝盖上，又拿起来咬了一口。

“听说你们今天去酒厂那边啦？那些下岗工人不好说话吧？啧啧，这种活儿真不是人干的。我早就说了，我身体不好，去不了。你看看你这脸晒的，都红了。”

她上下打量着李曼，目光从脸滑到衣服，又从衣服滑回脸上，似笑非笑，“不过你底子好，晒黑了也好看。不像我们，晒一下就跟从煤堆里爬出来的似的。”

盘腿那个接上话：“可不嘛。下午男生们都在聊你，说李曼去了肯定能搞定，长得好看嘛，人家不忍心骂。我们这种长相的去了，怕是门都进不去。”说完自己笑了。

李曼没理她们。她坐到自己床铺上，换上拖鞋，去窗边倒了杯水，又坐回来。

两个师大女生又对视一眼，见李曼没啥反应，觉得没意思，话题就拐到别处去了。

李曼的心思压根没在她们身上。她脑子里转的是今天被拒之门外的场景——那些穿着干净的衬衫、把门关上的女人，那些腰板挺直、态度坚决的男人。他们不是在诉苦，是在表达骄傲。

不是“我们很惨，请帮帮我们”，是“我们不需要你们帮忙”。

她从小到大唯一的工作经验，就是和韩学涛一起在春梅宾馆当服务员。那时候她觉得自己已经够勤快了——给客人倒水、换湿巾、递毛巾，忙前忙后，但客人的满意度总是不如韩学涛。她不服气，跑去问他为什么。

韩学涛说了一句她记到现在的话：什么样的服务才是最好的服务？客户想要的，才是最好的。你确实勤快，又换湿巾又倒水，但有时候人家明明不想喝水，正在聊私事，你殷勤地凑上去，人家嘴上不说，心里烦你。还不如像我一样，省点力气，看人家聊得差不多了，送一小碟水果过去，小费就到手了。

投其所好。

那家伙在春梅宾馆是这么干的，卖苹果也是这么干的。

李曼靠在被子上，盯着天花板上那道裂缝，脑子慢慢转了起来。如果自己也投其所好——让这些下岗职工觉得不是你在施舍他们，而是他们帮了你——那这扇门，是不是就能敲开了？

半小时后，李曼想通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