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881年10月，维也纳—的里雅斯特

伊洛娜的第十六篇报道发表了。《棚子》。她写了工人的住房——那些漏雨的、没有窗户的、没有炉子的棚子。她写道：“工人住在棚子里。棚子漏雨，没有窗户，没有炉子。冬天冷，夏天热。但工人说，‘比工厂好。工厂里机器会吃人。棚子里不会。’”

报道发表后的第二天，她收到了几十封读者来信。有一个是工人写来的，说他住的棚子漏雨，每次下雨都要用桶接，接了五年。有一个是房东写来的，骂她“多管闲事”，说“棚子漏雨是工人的事，不是房东的事”。还有一个是匿名的人写来的，信封里装着十个福林，附了一张纸条：“给工人修屋顶。”

伊洛娜把这些钱交给了工人互助会。罗莎·切尔宁接过钱，看着伊洛娜。

“拉科齐小姐，您为什么要写棚子？”

“因为工人住在里面。”

“但写了有什么用？房东不会修，政府不会管，工人自己没钱。”

“写了，至少有人知道。知道了，也许有一天会管。”

罗莎看着她，沉默了几秒钟。“您是个好人。”

“我不是好人。我只是写了该写的东西。”

罗莎笑了。“那就是好人。好人不觉得自己好。”

伊洛娜没有回答。她转身走回报社，继续写第十七篇。

这一次，她写的是工人的食物。她写道：“工人吃黑面包，喝清汤。黑面包硬得像石头，清汤稀得像水。但工人说，‘有吃的就不错了。比饿着强。’”

布伦纳又来了。

他穿着一件深蓝色的西装，手里拿着公文包，站在编辑部里，像一个来谈生意的商人。他走到伊洛娜的桌前，把一份文件放在她面前。

“拉科齐小姐，这篇文章里有一句话：‘工人吃黑面包，喝清汤。’这句话没问题。但上一篇文章里，您写了‘棚子漏雨’。有人在棚子里生了病，死了。家属说是您的文章‘鼓励他们住在棚子里’。”

伊洛娜抬起头，看着他的眼睛。“我的文章鼓励他们住在棚子里？我写棚子漏雨，是鼓励他们住在棚子里？我写工厂机器吃人，是鼓励他们被机器吃？”

布伦纳的脸色没有变。“法律不看动机。法律看结果。”

“结果是什么？”

“结果是有一个人死了。家属告了。法院受理了。”

伊洛娜的手握紧了笔。“谁告的？”

“不能透露。”

“是房东。他怕我写下去，更多人知道棚子漏雨，更多人搬走。所以他找人告我。”

布伦纳看着她，那张没有表情的脸上终于有了一丝变化——不是惊讶，不是愤怒，而是一种说不清的、近乎无奈的东西。

“拉科齐小姐，您太聪明了。聪明人，应该知道什么时候停。”

“我知道什么时候停。问题解决了，我就停。”

“问题永远不会解决。”

“那就永远不停。”

布伦纳合上文件，站起来。“拉科齐小姐，我会继续盯着您。”

“您盯着。我写着。”

布伦纳转身走了。伊洛娜坐在椅子上，看着他的背影消失在门口。

她拿起笔，继续写。

第十七篇。她写的是工人的食物。她没有写“棚子”，没有写“漏雨”，没有写“生病”。她写“黑面包”。

黑面包，法律管不着。

的里雅斯特，炮台。

保罗的电磁铁做好了。

他用那根粗铁棍绕了上千圈铜线，用施密特“借”来的十几节旧电池串联供电。通电之后，电磁铁的磁性极强，把旁边的一把铁椅吸了过去，椅子腿撞在铁棍上，发出刺耳的响声。

“科恩先生，您看！”保罗喊道，“椅子被吸过来了！”

雅各布走过去，试着把椅子拔下来。费了很大的劲，椅子才脱离磁铁。

“这个力量，够你的模型飞多远了？”他问。

“不知道。试试。”

保罗把电磁铁装到电动机上——不是装在模型上，而是固定在地上，作为定子。线圈装在模型上，作为转子。通电之后，线圈在电磁铁的磁场中旋转，力量比之前大了好几倍。

他把模型放在风洞前面，通电。螺旋桨嗡嗡地转了起来，声音大得像一台小型发动机。模型滑动，前轮抬起，然后整个机身离开了地面。它沿着海岸线飞过了那面红旗——两百米线——又飞过了第二面红旗——三百米线——落在三百二十米的地方。

施密特跑过去，捡起模型，举过头顶。“三百二十米！”

保罗跑过去，接过模型。机翼完好，机身完好，蒙布上沾满了沙子，但没破。他抱着模型，站在沙滩上，看着远处的海平线。

“科恩先生，三百二十米。”

雅各布走过来，站在他旁边。“嗯。三百二十米。”

“明年要飞五百米。”

“好。你飞。我看着。”

保罗低下头，看着手里的模型。竹骨架在阳光下闪着淡黄色的光，蒙布上有几个小洞，是被沙子磨破的。电磁铁还在转，线圈有些发热，但没冒烟。

“需要更好的散热。”他说。

“怎么散热？”

“在电磁铁旁边再装一个小风扇。”

“那你的飞机上就有两个风扇了。一个推，一个吹。”

“重一点没关系。只要推力够大。”

雅各布笑了。“你试试。不行再拆。”

十月中旬，莱奥收到了一封来自维也纳的信。不是伊洛娜写的，不是母亲写的——是赫尔佐格写来的。

“莱奥：

布伦纳在查伊洛娜的案子。有一个工人死了，家属告了。不是工人家属自己告的，是房东出钱让他们告的。布伦纳知道，但他没办法。法律不看出钱的人，只看告的人。

伊洛娜可能会被传唤。如果传唤了，你让她找律师。不要自己辩护。她太直了，会说错话。

赫尔佐格”

莱奥读完信，把信纸折好，放进口袋。他走到围墙上，面朝大海，站了很久。

施密特走过来。“怎么了？”

“伊洛娜可能会被传唤。”

“传唤？为什么？”

“有人告她。说她的文章导致一个工人死了。”

施密特沉默了几秒钟。“这也能告？”

“能。法律不看出钱的人，只看告的人。”

“那你怎么办？”

“我去维也纳。”

“你刚开完会，又去？上面不会批。”

“那就偷偷去。”

施密特看着他。“你疯了？”

“也许。”

“你去了能做什么？”

“站在她旁边。她辩护的时候，我站在旁边。”

施密特叹了口气。“好吧。我帮你顶。上面问起来，就说你病了。”

“谢谢。”

莱奥转身走回营房，收拾了一个小包。保罗站在门口，看着他。

“莱奥叔叔，您要去哪？”

“维也纳。”

“去看伊洛娜姐姐？”

“嗯。”

“她怎么了？”

“有人欺负她。”

保罗低下头，沉默了几秒钟。“您去帮她。我在这里等您。”

莱奥伸出手，摸了摸他的头。“好。你等。我回来。”

他拿起包，走出营房，向火车站走去。

海鸥在头顶盘旋，发出尖锐的叫声。

秋天很深了。

维也纳，伊洛娜的公寓。

十月的最后一天，伊洛娜收到了法院的传唤。不是让她去坐牢，是让她去作证——关于那个工人的死。传唤书上写着：“伊洛娜·拉科齐，女，记者，被诉文章《棚子》涉嫌间接导致原告之夫死亡。请于十一月五日上午九时到维也纳地方法院出庭。”

伊洛娜把传唤书给费舍尔看了。费舍尔读完，脸色沉了下来。

“你打算怎么办？”他问。

“去。说清楚。”

“你一个人去？”

“一个人。”

“我陪你。”

“不用。您去了，他们会说报社指使的。我一个人，就是一个人。”

费舍尔看着她，叹了口气。“你跟你父亲一样。”

“您也认识我父亲？”

“不认识。但韦伯说过。他说你父亲是个固执的人。你也是。”

伊洛娜没有回答。她把传唤书折好，放进口袋，然后拿起笔，继续写第十八篇。

她写的是工人的衣服。她写道：“工人穿破衣服。补丁摞补丁。冬天冷，夏天热。但工人说，‘有穿的就不错了。比光着强。’”

她没有写“棚子”，没有写“漏雨”，没有写“生病”。她写“破衣服”。

破衣服，法律管不着。

十一月四日，莱奥到了维也纳。

他没有去找伊洛娜，而是先去找了赫尔佐格。赫尔佐格在档案室的办公室里接见了他。办公室很小，堆满了旧卷宗，空气中弥漫着发霉的纸味。

“莱奥，你来了。”赫尔佐格摘下眼镜，“我猜到你会来。”

“伊洛娜明天出庭。我能做什么？”

“你不能进法庭。你不是当事人，不是律师，不是证人。”

“那我站在门口。”

赫尔佐格看着他，沉默了几秒钟。“你站在门口，有什么用？”

“让她知道，外面有人等她。”

赫尔佐格叹了口气。“好吧。你站在门口。但不要闹事。闹事了她更麻烦。”

“我不闹事。我站着。”

莱奥走出警察总局，叫了一辆马车，去了伊洛娜的公寓。

他站在楼下，仰着头，看着那扇窗户。窗户关着，窗帘拉上了，看不见里面的光。

他没有上去。他不想打扰她。她需要休息，明天还要出庭。

他坐在楼下的台阶上，点了一根烟。

烟雾在夜风中散开，像一朵小小的、灰色的云。

他等了一夜。

十一月五日，早晨。

伊洛娜走出公寓的时候，看见莱奥坐在台阶上，身上落了一层露水，嘴唇冻得发紫。

“莱奥？你怎么在这？”

“等你。”

“你等了一夜？”

“嗯。”

伊洛娜的眼眶红了。“你疯了？”

“也许。”

她伸出手，把他从台阶上拉起来。他的手很凉，但很稳。

“走吧，”她说，“陪我去法院。”

“我进不去。”

“站在门口。让我知道你在。”

莱奥点了点头。

他们走到法院门口。伊洛娜走进去，莱奥站在门口。

门关上了。

莱奥站在那里，像一棵种在水泥里的树，安静地、固执地，等着。

伊洛娜走进法庭。法庭不大，几张长椅，一个法官席，一个证人席。原告席上坐着一个女人，穿着黑色的丧服，低着头，不敢看任何人。她的旁边坐着一个胖胖的男人，穿着西装，戴着金表——那是房东。

法官是一个老头，头发全白了，说话慢吞吞的。

“伊洛娜·拉科齐，请到证人席。”

伊洛娜走过去，坐下。

法官拿起那份传唤书，念了一遍。“原告称，您的文章《棚子》导致其夫住在漏雨的棚子里，生病，死亡。您有什么要说的？”

伊洛娜看着那个穿丧服的女人。女人抬起头，眼睛里没有恨，只有一种疲惫的、认命的、近乎空白的表情。

“法官大人，”伊洛娜说，“那个工人的死，不是因为我的文章。是因为他没有房子住。他为什么没有房子住？因为他穷。他为什么穷？因为他的工资不够租好房子。他的工资为什么不够？因为他的老板克扣工资。他的老板为什么克扣工资？因为老板要买别墅、买马车、买情妇。”

房东站了起来。“法官大人，她在胡说！她没有证据！”

法官敲了敲桌子。“坐下。”

房东坐下了。

伊洛娜继续说：“法官大人，我没有证据。但原告有证据。她丈夫的病历上写着，‘因长期居住在潮湿环境中，导致肺部感染。’潮湿环境，就是那间漏雨的棚子。那间棚子是谁的？是房东的。房东为什么不修？因为修要花钱。花钱了，利润就少了。”

法官看着她，沉默了几秒钟。“拉科齐小姐，您说的这些，跟您的文章有什么关系？”

“我的文章只是写了事实。事实是，棚子漏雨。事实是，工人住在里面。事实是，有人死了。我的文章没有杀他。棚子杀了他。房东不修棚子，杀了他。老板不给够工资，杀了他。”

法庭里安静了。

穿丧服的女人哭了出来。不是大声的哭，是那种压抑的、从喉咙深处挤出来的、断断续续的呜咽。

法官敲了敲桌子。“肃静。”

法庭安静了。

法官看着伊洛娜，那双浑浊的老眼里有一种说不清的东西——不是愤怒，不是同情，而是一种疲惫的、无奈的、近乎认命的东西。

“拉科齐小姐，您可以下去了。”

伊洛娜站起来，走出证人席。她走到门口，回头看了一眼那个穿丧服的女人。女人还在哭，房东坐在她旁边，面无表情。

伊洛娜推开门，走出法庭。

莱奥站在门口。

“怎么样？”他问。

“不知道。等判决。”

“你怕吗？”

“不怕。我说了该说的话。”

莱奥伸出手，握了握她的手。她的手很凉，但很稳。

“走吧，”他说，“我请你吃早饭。”

“你一夜没睡，不困？”

“不困。等你的时候，睡了一会儿。在台阶上。”

伊洛娜笑了。“你真是个疯子。”

“也许。”

他们走出法院，走进一家小餐馆。餐馆里热气腾腾，空气中弥漫着面包和咖啡的香味。

伊洛娜点了一碗热汤，莱奥点了一杯咖啡。

“你的咖啡。”服务员端过来。

莱奥喝了一口。“苦。”

“比雅各布的苦？”

“差不多。”

伊洛娜笑了。“雅各布听到会高兴的。他的咖啡终于有人比了。”

莱奥放下杯子，看着伊洛娜。她的脸上有黑眼圈，嘴唇有些干裂，但眼睛是亮的。

“伊洛娜，”他说，“你以后打算怎么办？”

“继续写。”

“不怕被告？”

“怕。但怕就不写了，那我还能写什么？”

莱奥看着她，沉默了几秒钟。“那我继续等。你写，我等。”

伊洛娜伸出手，碰了碰他的手背。

“好。你等。我写。”

餐馆外面，天终于亮了。

阳光照在湿漉漉的街道上，反射出一片刺眼的光。

新的一天开始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