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37年12月21日—1938年1月15日，南京·金陵大学安全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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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周：伤疤

疼。

这种疼和枪伤的锐痛不同，是缓慢的、深层的、从骨头缝里渗出来的钝疼。像有什么东西在身体里生根发芽，每长一寸，就扯动一次神经。

林征——还是周水生——躺在金陵大学礼堂临时改成的医院里。

说是医院，其实只是在地上铺了一层稻草，再铺上从废墟里捡来的破棉被。几百个伤员挤在一起，**声此起彼伏，空气里弥漫着脓血、汗臭和廉价消毒水混合的刺鼻气味。

他的左腿被夹板固定着，伤口已经结痂，但骨头还需要时间愈合。

“能活着就不错了。”隔壁床位的老兵说。他叫马大山，四十多岁，左臂被砍断，伤口感染，高烧三天才退，“你看那边那个，肠子都流出来了，硬是撑到现在。”

林征顺着他的目光看去。

角落的草铺上，躺着一个年轻人，最多二十岁。腹部缠着厚厚的绷带，血还在渗。眼睛睁得很大，望着屋顶的木梁，一动不动，像死人。只有胸口微弱的起伏证明他还活着。

“他叫什么？”林征问。

“不知道。”马大山摇头，“送进来的时候已经昏迷了。医生说他撑不过今晚。”

林征沉默。

他不知道该说什么。

因为说什么都没用。

在死亡面前，语言是苍白的。

“你是哪儿人？”马大山问。

“城南，酱园店的学徒。”

“学徒啊……我儿子也是学徒，在铁匠铺。今年十七了。”

马大山顿了顿，声音突然变得很轻：

“不知道还活着没有。”

林征不知道怎么回答。

因为答案大概率是否定的。

“你呢？”马大山又问，“怎么活下来的？”

“有人救了我。”林征说，“一个开棺材铺的老人。”

他把老郑的故事讲了一遍。

讲地下室的七日，讲老郑的枪伤，讲最后的掩护。

马大山听完，沉默了很长时间。

然后他说：“好人。”

就两个字。

但说得很重。

像是在给老郑的一生下结论。

“你是好人。”马大山又说，“能记住他，就是好人。”

“我……什么也做不了。”林征说，“只能记住。”

“记住就够了。”马大山说，“死人最大的愿望，就是有人记住他们。我要是死了，也希望有人能记住，南京城里有个叫马大山的断臂兵，曾经活过。”

这话让林征心头一震。

他想起了***。

想起了那个在731部队的铁床上，临死前说出自己名字的年轻人。

想起了老郑。

想起了李有田。

想起了所有那些死去的人。

他们都希望被人记住。

但大多数人，注定被遗忘。

“我想……写下来。”林征突然说。

“写什么？”

“写老郑的故事。写地下室的七日。写南京城正在发生的一切。”

马大山看着他，看了很久。

然后笑了。

笑容很苦，但很真诚。

“写吧。”他说，“写下来，让后人知道。让我们这些死人，在纸上再活一次。”

写。

用什么写？

林征环顾四周。

稻草，破布，血污的绷带。

什么都没有。

“给。”

一只枯瘦的手伸过来，手里拿着一截铅笔头。

是隔壁床位的老人，七十多岁了，满脸皱纹，眼睛却还清亮。

“我孙子留下的。”老人说，“他喜欢画画，总揣着铅笔。鬼子进城那天，他跑散了，铅笔掉在地上，我捡起来了。”

老人顿了顿，声音哽咽：

“现在用不上了。给你吧。”

林征接过铅笔。

只有食指那么长，笔芯磨得只剩一点点。

但足够写字了。

“还有这个。”

又有人递来东西。

是一本破旧的账本，封面烧焦了一角，内页发黄，但还能用。

“我是账房先生。”递本子的是个五十多岁的中年人，戴着破碎的眼镜，只剩一个镜片，“鬼子烧了我的铺子，我抢出了这本账本。现在没账可算了，给你写东西吧。”

林征接过账本。

翻开。

第一页是去年的收支记录：

一月：进棉布三十匹，出银元五十

二月：进染料二十桶，出银元四十

**三月：……

翻到后面，是空白页。

“写吧。”账房先生说，“把我们这些人的故事，都写进去。让这本账本，记点真正重要的东西。”

林征握紧铅笔，翻开第一页空白。

想了想，写下：

《南京生者书》

记录人：周水生

时间：民国二十六年十二月二十一日起

地点：金陵大学安全区

然后，他写下第一个故事：

郑掌柜，六十七岁，棺材铺老板

民国二十六年十二月十三日，于中华门附近救下六人

藏于米店地下室七日

十二月二十日，为掩护众人撤离，死于日军枪下

遗言：活着，把这里的事告诉世界

写完后，他把这一页给马大山看。

马大山识字不多，但勉强能看懂。

“写得好。”他说，“下一个写谁？”

“写你。”林征说。

“我有什么好写的？一个断臂的老兵。”

“就写断臂的老兵。”林征翻开新的一页，“你叫什么？哪儿人？怎么受的伤？”

马大山沉默了一会儿，然后开始说：

“我叫马大山，安徽滁州人，四十二岁。原是国军八十八师的兵，淞沪会战时受了伤，退伍回家。今年十月，听说鬼子要打南京，我又回来了。不是当兵，是当民夫，帮忙修工事。”

“十二月十二日，中华门失守。我和几十个民夫被困在城里，想从水西门突围。刚出城门，就遇到鬼子的机枪。”

“我左边的老王，脑袋被打碎了。我右边的小李，肚子被打穿了。我扑倒在地，左臂被流弹打断。血像喷泉一样往外冒，我想这回完了。”

“但没死成。一个路过的德国人——安全区的外国人——把我拖进了卡车，送到了这里。”

他说得很平静。

像是在说别人的事。

林征一字一句地记下来。

写完后，他问：“你有什么话，想留给后人吗？”

马大山想了想。

“就写：马大山，中国人，打过鬼子，断了一条胳膊，不后悔。如果后人问为什么，就说：因为我是中国人。”

林征写下来。

写完后，他把这一页给马大山看。

马大山看了很久，然后说：“值了。”

“什么值了？”

“这条胳膊，值了。”马大山说，“至少有人知道，它是怎么断的，为什么断的。”

林征感到鼻子发酸。

一条胳膊。

一条命。

一个故事。

这就是战争的全部。

第二周：名字

账本开始变厚。

林征的腿还没好，但已经可以坐起来写字了。每天，都有伤员来找他，讲自己的故事。

“我叫陈阿婆，六十三岁，住夫子庙。鬼子进城那天，我儿子、儿媳、孙子都被杀了。我躲在灶膛里，活了下来。”

“我叫赵小虎，十五岁，学生。我们班三十七个人，现在只剩我一个了。”

“我叫孙寡妇，四十八岁，卖豆腐的。我丈夫三年前病死了，儿子当兵去了，现在生死不明。我的豆腐坊被烧了，但做豆腐的手艺还在。等太平了，我还做豆腐。”

一个个名字。

一个个故事。

林征都记下来。

他用那截铅笔头，在账本上写下：

陈阿婆，夫子庙居民，全家遇难，独活

赵小虎，十五岁学生，全班三十七人仅存其一

孙寡妇，豆腐坊主，丈夫病死，儿子从军，豆腐坊被焚

每写一个名字，就感觉肩上的重量增加一分。

因为每个名字背后，都是一条命，一段人生，一场悲剧。

但也有一线希望。

因为还有人活着。

还有人愿意说。

还有人愿意记。

“你写这些有什么用？”有一天，一个年轻的伤员问他。

那是个二十出头的青年，脸上有道很深的刀疤，从眉骨斜到嘴角。他叫吴刚，原是警察，城破时和鬼子肉搏，脸上挨了一刀，昏死过去，被当成尸体扔进乱葬岗，半夜爬了出来。

“不知道。”林征诚实地说，“可能没用。但总比什么都不做要好。”

“鬼子会看吗？会忏悔吗？”

“不知道。”

“那写给谁看？”

“写给后人看。”林征说，“写给那些没经历过这场战争的人看。让他们知道，和平不是理所当然的，是无数人用命换来的。”

吴刚沉默了很久。

然后说：“写我吧。”

“你……”

“我叫吴刚，二十二岁，南京警察。十二月十三日上午，我在新街口岗亭执勤。看见鬼子来了，我开枪，打死了两个。然后被围住，脸上挨了一刀。”

他说得很简单。

但林征能想象那个画面：一个年轻的警察，在所有人都逃命的时候，选择坚守岗位，开枪反抗。

“你……不害怕吗？”林征问。

“怕。”吴刚说，“但穿上这身警服，就得对得起它。我爹是警察，我爷爷也是警察。我们家三代人，都在南京当差。不能到了我这儿，给祖宗丢脸。”

林征记下来。

写完后，他问：“你有什么话想说？”

吴刚想了想。

“就写：如果后人当警察，记住，警察的职责是保护百姓。不管什么时候，都不能跑，不能躲，不能把百姓丢给敌人。”

林征写下来。

写完后，他把账本给吴刚看。

吴刚看了，点点头：“值了。”

又一个说“值了”的。

一条命，一道疤，一个选择。

只要有人记住，就值了。

第三周：声音

账本写到了第七十三页。

林征的腿好多了，可以拄着拐杖慢慢走。他开始在安全区里走动，收集更多的故事。

他走到妇女收容所。

那里挤满了女人和孩子。有的失去了丈夫，有的失去了父母，有的失去了孩子。

她们看见林征手里的账本和铅笔，眼神很复杂——有好奇，有警惕，有期待，也有绝望。

“你在写什么？”一个三十多岁的妇女问。她叫周秀英，丈夫是中学老师，城破时被杀，她带着八岁的女儿躲进安全区。

“写南京的故事。”林征说，“写活着的人的故事。”

“写这些有什么用？”周秀英的语气很冷，“我丈夫死了，我爹娘死了，我兄弟也死了。写下来，他们就能活过来吗？”

“不能。”林征说，“但至少，能让后人知道，他们曾经活过。”

周秀英盯着他，盯了很久。

然后突然哭了。

不是嚎啕大哭，是无声的流泪。

眼泪顺着脸颊往下淌，一滴，两滴，三滴。

“我丈夫……叫陈文远。”她终于开口，“三十四岁，在南洋中学教国文。他喜欢写诗，最喜欢杜甫的‘国破山河在’。他说，只要山河还在，人就有希望。”

“十二月十二日晚上，他还在备课。我说：‘别备了，鬼子要进城了，快跑吧。’他说：‘我是老师，得守到最后一刻。你先带孩子走。’”

“我没走。我想，要死一起死。”

“第二天上午，鬼子来了。冲进学校，见人就杀。我丈夫站在讲台上，拿着教鞭，对那些学生说：‘同学们，别怕。我们是中国人，要有中国人的骨气。’”

“然后……他就被刺刀捅穿了。”

周秀英说不下去了。

她女儿——八岁的小女孩——抱住她，小声说：“妈妈不哭，爸爸是英雄。”

周秀英抱紧女儿，继续说：

“我抱着女儿，从后门跑了。跑的时候，听见我丈夫在喊：‘秀英！带好孩子！好好活着！’”

“那是他最后一句话。”

林征一个字一个字地记下来。

写完后，他问：“您有什么话，想留给他吗？”

周秀英想了想。

“就写：文远，我和女儿都活着。我们会好好活着，活到看见太平盛世的那一天。你在那边，放心。”

林征写下来。

写完后，他把账本给周秀英看。

周秀英看完，把女儿拉到面前，指着上面的字说：“看，这是爸爸的故事。等你长大了，要讲给你的孩子听。”

小女孩似懂非懂地点点头。

但林征知道，她会记住的。

这个关于父亲的故事，会在她心里生根发芽，长成一棵树，开出花，结出果，然后传给下一代。

这就是传承。

第四周：离开

账本写到了第一百页。

铅笔头终于用完了。

林征用最后一点铅芯，写下最后一句话：

民国二十七年一月十五日，南京安全区，记于此处。愿逝者安息，生者坚强。山河仍在，故我不灭。

写完后，他合上账本。

厚厚的一本。

沉甸甸的。

里面装着一百个人的名字，一百个故事，一百段人生。

虽然对三十万来说，这只是沧海一粟。

但至少，有人记住了。

有人写下了。

有人传承了。

“你要走了？”马大山问。

他的伤口已经愈合，但左臂永远没了。安全区安排他去后方，那里有残疾军人收容所。

“嗯。”林征说，“腿好了，该走了。”

“去哪儿？”

“不知道。”林征说，“但我想继续写。写更多人的故事。”

马大山沉默了一会儿。

然后从怀里掏出一样东西——是个小小的布包。

“这个给你。”

林征打开。

里面是一枚生锈的子弹头。

“这是从我胳膊里取出来的。”马大山说，“医生本想扔掉，我要回来了。你带着，算是……纪念。”

林征握紧子弹头。

冰凉，粗糙，带着血腥的记忆。

“谢谢。”他说。

“该我谢你。”马大山说，“谢谢你写下了我的故事。让我觉得，这条胳膊没白断。”

两人握手。

手很用力，像要把所有说不出口的话，都握进手里。

“保重。”

“保重。”

林征拄着拐杖，走出礼堂。

外面阳光很好。

虽然是冬天，但难得的晴天。

安全区里，有人在洗衣服，有人在做饭，孩子在奔跑，老人在晒太阳。

虽然每个人脸上都有悲伤的痕迹，但至少，他们还活着。

还在呼吸。

还在希望。

他走到安全区门口。

那里有个告示栏，贴满了寻人启事：

寻夫陈文远，三十四岁，南洋中学教师，十二月十三日于学校失踪

寻子王小虎，十五岁，学生，十二月十二日于新街口走散

寻母李秀兰，五十八岁，住夫子庙，城破后下落不明

一张张纸，一个个名字，一声声呼唤。

林征站在那里，看了很久。

然后，他从账本上撕下一张空白页，用最后的铅笔痕迹写下：

《南京生者书》已记百人故事

若有人寻此书中人，可至金陵大学礼堂寻周水生

我会将此书传于后人

让逝者之名，永存世间

他把这张纸贴在告示栏最显眼的位置。

然后，转身离开。

拄着拐杖，一步一步，走出安全区。

走出这座死城。

走向未知的前路。

但他不害怕。

因为他怀里揣着账本，手里握着子弹头，心里装着那一百个名字。

那些名字，像一百盏灯，照亮前路。

那些故事，像一百颗种子，埋进土里。

总有一天，会开出花来。

会结出果来。

会让后人知道，在1937年的冬天，南京城里，有这样一些人，曾经活过，爱过，痛过，选择过。

然后，用生命写下了两个字：

中国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