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025年4月20日，上午9时，南京·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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静。

这种静不同于图书馆的肃静，不同于老年公寓的安宁，而是一种……被死亡浸透过的、沉甸甸的静。像是走进了一座巨大的、由沉默砌成的坟墓，连呼吸都变得小心翼翼。

林征站在纪念馆入口的广场上。

四月的南京，已经有初夏的燥热。但站在这里，却感到一股寒意从脚底升起。灰色花岗岩铺就的地面，在阳光下泛着冷硬的光。广场尽头，那尊巨大的雕塑——一个母亲抱着死去的孩子，仰天痛哭——在晨光里投下长长的、扭曲的影子。

他深吸一口气，走进展厅。

光线很暗。

只有展柜里打着一束束惨白的光，照亮那些物件：生锈的刺刀、破碎的眼镜、烧焦的棉袄、孩童的鞋……

每一件物品都沉默着。

但林征觉得，他听见了它们的呐喊。

展厅里人不多。几个中学生由老师领着，小声地听讲解。一对老夫妻互相搀扶着，在一张照片前驻足良久。一个年轻人拿着手机，对着展柜拍照，闪光灯亮起的瞬间，像一道短暂的、苍白的闪电。

林征放慢脚步。

他这次不是来寻访某个具体的人。

他是来找……一个名字。

或者说，找三十万个名字中的一个。

1937年12月13日，南京沦陷。接下来的六周里，这座城市变成了人间地狱。三十万人被杀——这是历史的数字。

但林征想知道的是：这三十万人，都是谁？

他们叫什么名字？多大年纪？做什么工作？有什么爱好？临死前在想什么？

史料上写着：“平民”、“战俘”、“妇女”、“儿童”……

都是类别。

不是名字。

他走到“遇难者名录墙”前。

那是一面巨大的黑色大理石墙，从地面延伸到天花板。墙上刻满了名字，密密麻麻，像黑色的蚂蚁。

他仰头看着。

第一个名字：王秀英，女，32岁，裁缝

第二个名字：李有财，男，45岁，人力车夫

第三个名字：张小妹，女，9岁，学生

……

一个个看过去。

看得眼睛发酸。

看得心里发冷。

突然，他看到了一个名字：

周文彬，男，34岁，校对员

同名同姓。

同样的职业。

同样的年龄。

但不是同一个人——重庆的周文彬死在1940年，不是1937年。

但林征还是盯着那个名字看了很久。

他想起了重庆的周敏老人，想起了那支钢笔，想起了那句“好好读书，把今天的事写下来”。

如果这个周文彬也有女儿，那她现在该多大？九十多岁？她还记得父亲吗？

他不知道。

因为这个周文彬，可能没有留下后代。

可能全家都死在了那场浩劫里。

“同志，你在找什么人吗？”

一个声音在旁边响起。

林征转头。

是个老人，很老了，坐在轮椅上。穿着洗得发白的蓝色中山装，胸前别着一枚小小的纪念章。头发全白，稀疏，但梳得很整齐。脸上布满皱纹，深得像刀刻的。但那双眼睛——锐利，清澈，像能看透一切。

“我……”林征顿了顿，“我在看名字。”

“看名字？”老人问，“看名字做什么？”

“想记住。”林征说，“想让他们……不只是数字。”

老人沉默地看着他，看了很久。

然后，他说：“推我出去吧。这儿太闷了，我带你去看个地方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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纪念馆后面有个小院子，种着几棵银杏树。四月的银杏刚抽出新叶，嫩绿色在阳光下透明得像玉。

老人让林征推他到一棵最大的银杏树下。

树下有个石凳。

“坐吧。”老人说。

林征坐下。

老人从轮椅侧面的袋子里拿出一个厚厚的笔记本，牛皮纸封面，边缘已经磨得发毛。

“这是什么？”林征问。

“名册。”老人说，“我父亲留下的。”

他翻开笔记本。

里面是密密麻麻的名字，用钢笔写的，字迹工整，但能看出岁月的颤抖。

王德福，男，48岁，卖烧饼的，住中华门西街

赵翠花，女，29岁，织布女工，有两个孩子

陈小宝，男，6岁，喜欢踢毽子

……

每一页都是名字。

每一页都是人生。

“这是我父亲记的。”老人缓缓开口，“1937年，他在金陵大学教书。南京沦陷前，学校让教职工撤离，我父亲没走。他说：‘我是教历史的，我得留下来，把历史记下来。’”

林征屏住呼吸。

“他躲在城南的一个地窖里，躲了四十多天。”老人继续说，“每天夜里，等鬼子睡了，他就偷偷出来，去那些被烧毁的房子里，看还有没有人活着。如果发现尸体，他就把名字记下来。”

“怎么……知道名字？”林征问。

“看门牌，看遗物，看邻居的证言。”老人说，“有时候能找到身份证件，有时候只能问还活着的人。问一个，记一个。”

他翻到某一页。

上面写着：

无名女，约18岁，穿红棉袄，死在中山路路口

无名童，约3岁，手里攥着半个烧饼

无名老者，约70岁，眼睛被刺刀捅瞎

无名。

还是有无名。

“我父亲记了六百三十二个名字。”老人说，“但这只是……沧海一粟。”

他抬起头，看着林征：

“你知道六百三十二和三十万的区别吗？”

林征摇头。

“区别就是，”老人一字一句地说，“六百三十二，你能想象。你能想象六百三十二个人站在你面前，是什么样子。但三十万……三十万就是个数字。太大了，大到超出了人的想象能力。”

林征感到胸口闷得难受。

是啊。

三十万。

他试着想象：三十万人站在广场上，黑压压的一片，望不到头。

然后，六周之内，全死了。

怎么死的？枪杀、刀砍、活埋、火烧、奸杀……

他想象不出来。

因为太残忍了，超出了人类心理的承受极限。

“我父亲记完这六百三十二个名字，就疯了。”老人平静地说，“不是发疯的那种疯，是……心死了。他说他每天晚上做梦，都梦见那六百三十二个人站在他床前，问他：‘你为什么还活着？’”

林征感到脊背发凉。

“后来呢？”他轻声问。

“1945年，抗战胜利了。我父亲把这本名册交给国民政府，希望他们能立个碑，把名字刻上去。”老人说，“但那时候，百废待兴，谁顾得上这个？名册被退了回来，说‘等以后再说’。”

“等以后。”老人重复这三个字，语气里有一种说不出的苦涩，“这一等，就等了一辈子。”

“您父亲……”

“1985年去世的。”老人说，“去世前，他把名册交给我，说：‘儿子，这个任务交给你了。要让后人知道，这些人，曾经活过。’”

老人摩挲着笔记本的封面：

“我今年八十七岁了。从1985年到现在，四十年，我一直在做一件事——寻找这些名字的后人。”

“找到了吗？”林征问。

“找到了一些。”老人从轮椅袋里又拿出几个文件夹，“你看。”

林征翻开文件夹。

里面是照片、信件、采访记录。

王德福的儿子，现在合肥，退休教师

赵翠花的侄子，在上海开出租车

陈小宝的妹妹，在南京养老院，去年刚去世

每一份资料，都是一个生命的延续。

“但这个，”老人指着“无名女，约18岁，穿红棉袄”，“没找到。这个，‘无名童，约3岁，手里攥着半个烧饼’，没找到。这个，‘无名老者，约70岁，眼睛被刺刀捅瞎’，没找到。”

他抬起头，眼睛里有泪光：

“大多数人，还是找不到。”

林征沉默。

他想起了王石头，那个死在黄河洪水里的少年。

想起了***，那个731部队的受害者。

想起了所有那些没有名字、没有后人、没有留下任何痕迹的死者。

他们就像一滴水，滴进历史的海洋里，消失得无影无踪。

“您……”林征艰难地开口，“您觉得……这样做有意义吗？六百三十二个名字，对三十万来说，太少了。”

老人看着他，看了很久。

然后，他说了一个故事。

“1995年，我找到了一个老人，她叫李秀兰。1937年，她八岁，全家都被杀了，只有她躲在米缸里活了下来。我拿着名册去找她，问她认不认识上面的人。”

“她看了很久，指着一个名字说：‘这个，王德福，是隔壁卖烧饼的王爷爷。每天早上，他都给我一个热乎乎的烧饼，不要钱。’”

“她又指着一个名字：‘这个，赵翠花，是给我娘做衣服的赵阿姨。她手可巧了，做的衣服又合身又好看。’”

“她一个一个指过去，说出他们的故事：这个人爱喝酒，那个人爱唱戏，这个人有个傻儿子，那个人刚娶了媳妇……”

老人停下来，深深吸了口气：

“那天下午，李秀兰说了三个小时。说完后，她哭了，说：‘四十年了，我第一次能说出他们的名字。谢谢你，让我觉得，他们没白死。’”

“她第二年就去世了。临走前，她女儿给我打电话，说：‘我妈说，让你一定把名字刻在碑上。她说，只要名字还在，人就还在。’”

老人看着林征：

“你说，这有意义吗？”

林征感到眼泪在眼眶里打转。

有意义。

当然有意义。

对一个八岁的幸存者来说，能在四十年后，说出那些死去邻居的名字，这就是意义。

对一个死在1937年的普通人来说，能在八十年后，还有人记得他的名字，这就是意义。

“所以您……”林征说，“您一直在做这件事？”

“一直在做。”老人点头，“从1985年到现在，四十年。找到了两百多个名字的后人，整理了他们的故事。剩下的……还在找。”

他拍了拍轮椅：

“我老了，走不动了。但我有学生，有志愿者。他们会继续找。”

“直到找到所有六百三十二个名字的后人？”

“直到找不动为止。”老人说，“就算找不到后人，至少把名字留下来。名字在，人就在。”

名字在，人就在。

这句话，像一把锤子，砸在林征心上。

他想起了***，在731部队的铁床上，临死前说出的那段话：

“我叫***……我爹叫刘富贵……我娘叫王秀英……我有个妹妹……叫小娥……”

他是多么想留下自己的名字。

多么想证明，自己存在过。

“您……”林征问，“您父亲记这些名字的时候，是什么心情？”

老人沉默了很久。

银杏树的叶子在风里沙沙作响。

“我父亲说，”他终于开口，“他记每一个名字的时候，都在想：这个人，昨天还在呼吸，今天就不在了。这个人，可能早上还在和邻居打招呼，中午就被杀了。这个人，可能刚买了菜，准备回家做饭，就再也没能回家。”

“他说，记名字，不是为了记住仇恨，是为了记住——生命有多脆弱，和平有多珍贵。”

不是为了记住仇恨。

是为了记住生命。

这话，和周敏老人的话，如出一辙。

林征突然明白了。

这些经历过战争、失去过亲人、见证了死亡的人，最后得出的结论，不是仇恨，而是对生命的敬畏，对和平的珍惜。

因为他们太知道，失去是什么滋味了。

“我能……看看名册吗？”林征问。

老人把笔记本递给他。

林征一页页翻看。

那些名字，那些简单的信息，在他眼里，变成了活生生的人：

王德福，每天早上给邻居孩子热烧饼

赵翠花，手巧，做的衣服好看

陈小宝，六岁，喜欢踢毽子

无名女，十八岁，穿着红棉袄，可能刚订婚

无名童，三岁，死前还攥着半个烧饼

无名老者，七十岁，眼睛被刺刀捅瞎

这些人，曾经都是活生生的。

会哭，会笑，会爱，会痛。

然后，在1937年的冬天，全死了。

“您……”林征合上名册，“您觉得，后人会记住他们吗？”

老人看着他，反问：“你觉得呢？”

林征想了想。

“会。”他说，“只要有人在记，有人在写，有人在传，就会记住。”

老人笑了。

笑得很欣慰。

“那你就在书里，给他们留个位置吧。”他说，“不用多，几行字就行。让读者知道，在南京大屠杀里，有这么一个人，曾经活过。”

“好。”林征郑重地说，“我会的。”

他从背包里拿出录音笔：“我能录一段吗？录您父亲的故事，录这些名字的故事。”

老人点头。

他对着录音笔，缓缓讲述。

讲他父亲如何在地窖里躲藏，如何夜里出来记录，如何用一生去记住那六百三十二个人。

讲他自己如何接过这个任务，如何寻找，如何见证那些幸存者的眼泪。

讲那些名字背后的故事——虽然只有零星碎片，但那是生命的碎片。

林征录着，听着，记着。

阳光从银杏叶的缝隙间洒下来，在地上投下斑驳的光影。

远处，纪念馆的轮廓在阳光下沉默着。

这个院子很安静，安静得能听见心跳声。

录完后，老人从轮椅袋里拿出一个信封，递给林征。

“这是什么？”林征问。

“我父亲当年记名册时用的钢笔。”老人说，“和重庆那支不一样，这支更旧。笔尖都磨秃了。”

林征打开信封。

里面是一支黑色的钢笔，很旧，漆都掉光了，笔帽上还有一道深深的划痕——像是被刺刀划过的。

“这笔……”林征感到手在颤抖。

“我父亲说，这笔尖上，沾着六百三十二个人的血。”老人平静地说，“不是真的血，是记他们名字时流下的泪，渗进笔尖里了。”

林征握着笔，感到一种沉甸甸的重量。

不是物理的重量。

是六百三十二条生命的重量。

是三十万亡魂的重量。

“这支笔，送给你。”老人说，“用这支笔写。写得轻一点，因为每一个字，都压着人命。”

林征想推辞，但老人摆摆手：

“我老了，写不动了。你年轻，还要写很久。这笔在我这儿，只能躺在盒子里。在你那儿，能继续记，继续写。”

林征握紧笔，深深鞠躬：

“谢谢您。我会好好用的。”

“嗯。”老人点头，“写完了，来告诉我一声。我虽然可能看不见了，但会知道的。”

林征又鞠了一躬，转身离开。

走到院子门口时，老人叫住他：

“年轻人。”

林征回头。

“记住，”老人说，“你写的不是历史，是人。是一个个有名有姓、有血有肉的人。把他们写活了，你的书就活了。把他们写忘了，你的书就死了。”

林征深深点头。

“我会记住的。”

他走出院子，回到纪念馆里。

重新走到名录墙前。

仰头看着那些名字。

这一次，他看到的不是黑色的字。

他看到的是：

卖烧饼的王爷爷，给邻居孩子热烧饼

手巧的赵阿姨，做的衣服好看

喜欢踢毽子的小宝，才六岁

穿红棉袄的姑娘，可能刚订婚

攥着烧饼的孩子，才三岁

眼睛被捅瞎的老者，七十岁了

他们都在墙上。

沉默着。

等待着。

等待着有人记住他们的名字。

林征拿出那支旧钢笔，在本子上记下：

王德福，赵翠花，陈小宝，无名女，无名童，无名老者……

记下一个，又一个。

直到笔尖发烫。

直到眼泪掉下来，滴在本子上，晕开了墨迹。

他记不完三十万个名字。

但他可以记住这六百三十二个。

可以在书里，给他们留个位置。

可以让后来的人知道，在1937年的南京，有这样一些人，曾经活过，曾经爱过，曾经……被残忍地夺走了生命。

这就够了。

至少，比什么都不做要好。

至少，比让他们彻底消失在历史的尘埃里要好。

他在名录墙前站了很久，直到闭馆音乐响起。

走出纪念馆时，夕阳西下。

南京城的灯火次第亮起，长江大桥像一条金色的巨龙，横跨在暮色里。

这座城市，曾经被鲜血浸透。

现在，平静地睡在夜色里。

而那些死去的人，在纪念馆的墙上，在老人的名册里，在林征的笔下，继续活着。

以另一种方式。

林征站在广场上，看着那尊母亲抱着孩子的雕塑。

在暮色里，雕塑的影子拉得很长，像在拥抱整座城市。

他轻声说：

“我会记住的。”

“每一个。”

然后，他握紧那支旧钢笔，走向火车站。

下一站，回家。

回北京。

用这支笔，写完这本书。

写完那些不该被忘记的人的故事。

火车开动时，他看着窗外渐渐远去的南京城。

心里只有一个念头：

写吧。

写得轻一点，因为每一个字，都压着人命。

但一定要写。

因为如果不写，他们就真的死了。